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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身是一件煞有介事的英式西装外套，下身却是条短裤，脚上还穿着及膝的白袜子，拖双凉鞋——梁宗岱这身打扮，成为中山大学校园里一道风景。
这身半是随便、半是正式的打扮，恰如其分地糅合在他留给后世的记忆里。
前一部分，是关于他真性情的回忆。
“他摇着大蒲扇，精神抖擞，急促促地、甚至是雄赳赳地行走，脸庞满溢红光，笑起来像顽童。”这种放荡不羁，在多处得到印证。梁宗岱好胜，喜欢争辩。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和人谈起，也能“让火车烧起来”。沈从文读完他写的批评文章，不由得感慨，这是“江北娘姨街头相骂”。
有时候，争论变成了尖声喊叫，最后升级成交手。有人见过他和中文系的老教授为学术问题大打出手的场面：两人从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当间，终于一齐滚进了一个水坑。不过，打完之后，两人水淋淋爬起来，彼此相觑一下，又“一齐放声大笑”。另一次，因为和傅雷对一幅画的看法产生分歧，两人谁也不服谁，越争越激烈，眼看就要动起手来，吓得旁边旅馆老板连忙打电话，叫来警察局长。
梁宗岱有“中国的拜伦”之称，但他后来承认，自己只有坏脾气这一点最像。他“放浪形骸的潇洒风度”，几乎成为学生眼中的固定形象。
不过，法国诗人瓦雷里记忆中的梁宗岱有所不同。这个梁宗岱，“风度翩翩，操一口很清晰的法语，有时稍嫌精炼”，一谈起诗来，会立刻“收敛笑容”。
而这位翻译家在工作时，更是仿佛变了个人，死抠原文，“不独一字一字地译，有时连节奏和用韵也极力摹仿原作”。他翻译的精致优美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深得原作神韵”的《蒙田随笔》，至今受人喜爱。
细心的研究者发现，无论做人还是创作，梁宗岱总是在寻找“最适于自己个性的方式”。当时，许多人摒弃和警惕旧的诗歌形式，他却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一切解放运动都不免要矫枉过正，新文学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专制”。
“我自己在生活上最爱野朴与自然，在艺术上却极醉心于格律与谨严，而我最大的野心就是要在极端的谨严中创造极端的自然。”
在课上，谨严的梁老师“用咬字清楚的粤调”给大家讲授法国文学。而在课下，他问慕名前来请教的学生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学校的女生谁最漂亮？”
谨严的翻译家译出了“要摘最红最红的玫瑰”这样的诗句，却在一把年纪时，还不时出现在男女学生组织的诗歌朗诵会上，兴致勃勃地听女学生唱着这句诗。
即使是受批判的时候也不例外。有人贴出大字报，上面引用领袖语录：“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他看了一眼说，“所以”两字不必要，还是删去比较简洁些。而组织上派一群女学生“帮助”他，他却评价道：她们的声音像鸟一样，很好听。
难怪，人们虽然把他的文学理论列为“京派”，但因他的作风和崇尚英式风度的京派太不一样，觉得他倒更像“海派”。
“他为人求真，在艺术上追求美，因为对于他，真和美出于同一个源头。”有人评价道，他终究“不是循规蹈矩之人”。
然而，到后来，梁宗岱终究还是遭遇到了“解放”带来的“专制”。据说，当他被当成“草包教授”批判时，在法国知识界，人们正把他作为一种智慧的象征在怀念着。
此时，诗人、翻译家梁宗岱，摇身一变，成为一名中医爱好者，家里挂满瓶瓶罐罐，见人就推荐他的药酒。
有人感慨，在那个不自由的年代，他“毕竟发挥了他所拥有的小小的个人选择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坚持着自己的自由精神。因而，远离诗坛的他比当时的许多诗人“更像一个诗人”。 （记者 张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