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博译翻译公司

　　近代时期中国，翻译文学的另外一个显著征象是，翻译文学不仅是翻译西洋作品，且相当部分也翻译东洋作品——日本人的书，或将日本人翻译的西洋作品加以转译。这是由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大大激发了中国人，使中国的一批开明人士欲从日本道路中引出中国的经验教训，而大批留日学生的出现，对中日文化与文学的影响交流，又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此，梁启超《论译书》一文道出了其中真谛：　日本自杉田翼等始以和文译荷兰书，泊尼虚曼孑身逃美，归而大畅斯旨。至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6]大量日文翻译作品的涌现，自然对中国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与影响，胡蕴玉《中国文学史序》说：“日本文法，因以输入；始也译书撰报，以存其真；继也厌故喜新，竞摹其体。甚至公牍文报，亦效东籍之冗芜”，[7]说明了日本书的翻译对当时文坛的冲击与影响。近代翻译作品中，通过日文转译的西方（包括俄国）文学作品为数不少，这些作品往往先由日本人将英文（或其他欧洲语言）译成日文，而后中国译者再据日文转译成中文。如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中译名为《俄国情史》，根据日译本《露国奇闻花心蝶思录》（高须资助译）转译而来；又如，《忧患余生》乃转译自日译本《犹太人之浮生》（二叶亭四迷译），而原作名为《该隐和阿尔乔姆》；再如，周树人的译作《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均系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但周树人是据日译本转译而成。包括当时文坛的一些小说创作，有些也是据日译欧美和俄国作品而写成，如罗普的《东欧妇女豪杰》即是一例，先将欧洲（俄国）作品中的豪杰事迹据日译本翻译出来，同时揉入中国的色彩与成分，于是便成了中国式的“东欧女豪杰”了。这种一转再转的所谓“创作”（其实是“变相的翻译”），许多都走了日译本的“捷径”，对促进中外文学交流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近代翻译文学为中国人民打开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它向人们介绍了众多的外国作家，可以这样说，“五四”前，外国主要的著名作家几乎都有翻译，如英国的莎士比亚、丁尼生、拜伦、雪莱、华兹华斯、胡德、司各特、狄更斯、笛福、斯威夫特、王尔德、柯南•道尔，法国的大仲马、小仲马、雨果、莫泊桑、龚古尔兄弟、凡尔纳，德国的歌德、席勒、海涅，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美国的斯托夫人、马克•吐温、朗费罗、华盛顿•欧文，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波兰的显克微支，匈牙利的裴多菲，挪威的易卜生，丹麦的安徒生，印度的泰戈尔。这些作家的诗歌、小说、戏剧的引进，大大地开拓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视野和艺术视野。读者不仅从中了解到世界各国的自然风光、风俗民情，以及众多人物形象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从而在思想上受到启示和教育，而且也从翻译文学中学到了许多新的艺术方法和表现技巧，从而为小说创作的近代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和艺术借鉴，并为现代作家的脱颖而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五四”时期一批著名的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郑振铎、冰心、庐隐、郁达夫、茅盾，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近代翻译文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