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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期有许多学者提倡从事翻译工作，从他们的翻译活动中可见晚清文学译事之一斑。如梁启超早在1896年就发表了提倡翻译的文章《论译书》，继之又提倡翻译政治小学，并亲自翻译了《佳人奇遇》等。这位力倡“小说界革命”的主帅，更是受日本影响，从日本变法维新的成功中悟出了小说的作用，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说道：“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可见，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伴随这一成功而发生的文坛变革——小说的重要作用，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文坛，导致发生了梁启超首创、开明人士群起响应所形成的小说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没有一味仿效日本文坛的小说创作现状，而是结合中国社会现实有所选择地鼓吹政治小说。但是，另一方面，梁启超将小说的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的高度，强调了文学的社会作用，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封闭体系，无疑是一大冲击。自此，有意识地吸收外国文学，成了一种风气或时尚。同时，文学本身的内容及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剧变，民族忧患意识和苍凉悲壮格调，逐渐成了文坛的一大“景观”，这是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近代（甚至现代）的重要标志。梁启超提出的所谓“写实派”、“理想派”两种概念，也有受日本文坛影响的成分，而非纯出于欧洲的写实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严复则在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上颇有见树，有《天演论》、《穆勒学名》、《原富》、《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等，这些译作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严复在翻译标准问题上首创了“信达雅”。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中提出：“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黄遵宪曾被清政府任命为出使日本国的参赞，在日本呆了四年多时间，此期间，他的所言所行，所撰所著，均与日本文化（与文学）交流有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为近代中日文化（及文学）影响与交流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在日本期间，黄遵宪结交了许多日本朋友，其中包括政治家、学者、诗人、书法家、医生、僧侣等，他与他们或过从甚密，或诗文往来，一时间，使中日文化交往呈现热况。读《日本杂事诗》，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黄遵宪与日本友人往来与结下情谊的记载，同时也能了解到日本历史与自然山川风貌，有助于对日本的认识。另一位在中国早期翻译史上曾大书一笔的是林纾，他一共译出一百七十余部作品。尤其是《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经问世，风行海内，严复曾盛赞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浪子肠”。其它的还有《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记》等英、法、德、俄、美、日、挪威、希腊十几种语言文字的译作，他通过这些译作撒播了新文学的种子。此时期较著名还有以翻译侦探小说著称的周桂笙，译拜伦、雨果作品闻名的苏曼殊，开创近代白话翻译先例的伍光健，他们的作品至今仍保持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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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周礼•秋官•序官》贾公彦疏。

　　[2]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578页。

　　[3]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一册诗文（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页。

　　[4]绍介新书：《福尔摩斯再生后之探案第十一、十二、十三》，《月月小说》第1年第5号（1907）。

　　[5] 《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著者按，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1页。

　　[6]载《时务报》《变法通议》（1897）。

　　[7] 《南社》第八集。转引自《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4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