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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近代翻译的特征

　　中国历史上第三个重要的翻译时期是近代。这个时期的翻译主体主要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特点在甲午战争之后更加显著。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自近代以来开始创设外国语学校和派遣留学生这两大举措。近代外国语学校，首推京师同文馆（1862），内设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后增德文馆，成为中国第一所培养外语人材的学校。此外，各种教会学校和新式学堂也设有外语专业和外语课程，培养了一大批外语人才。更全面的外语人才则是尔后的留美、留欧、留日的学生。所有这一切都为近代大规模的翻译西方的思想文化提供了现实的广泛基础。近代翻译的第二个特点是从合作翻译走向独立翻译。近代的翻译西书，除个别几人（其典型代表是林纾）外，绝大部分的翻译均由个人独立完成。近代翻译的第三个特点是大量文学翻译的出现。近代翻译的历程大体先是自然科学翻译，继而出现社会科学翻译，最后才出现了文学翻译。近代初期首先面世的是自然科学翻译。中国近代翻译事业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而开始的。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有识之士从痛苦的屈辱中通过反思逐渐觉醒。他们认为鸦片战争失败原因有二：清王朝政治、军事的腐败；洋人的船坚炮利。于是魏源在林则徐“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明确主张学习西方。所谓学习西方，其主要内容就是学习其军事技术和机器制造，也就是自然科学，当时称为格致，即声、光、电、化等。此期的译书有算学、测量、汽机制造、水陆兵法、天文学、重学（力学）、化学、光学、医学等。近代早期最大的翻译机构江南制造局译书馆（上海）10所译的163种著作中11，绝大部分属于自然科学类。据统计，自然科学译书占80%以上。

　　1870年代后，中国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1872年夏末，第一批留学生30人在陈兰彬的率领下赴美国学习，四、五年后又有一批人赴欧留学。此外，随着与西方的频繁交往，中国使外人员也日渐增多，他们通过在西方国家学习，以及实地观察、亲身体验，逐渐感悟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并不全在船坚炮利和自然科学的发达，主要的还是由于它们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如议会、民主选举、新式学校、自由平等、博爱，于是便对西方政治、法律、教育、历史等方面开始感兴趣，并着手翻译。这种看法也逐渐影响到国内的学界，成为一批有识之士的共识。高凤谦在《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中说： “泰西有用之书，至蕃至备，大约不出格致、政事两途。格致之学，近人犹知讲求。制造局所译多半此类。而政事之书，则鲜有留心，译者亦少。盖中国之人，震于格致之难，共推为泰西绝学。而政事之书，则以为吾中国所固有，无待于外求者。不知中国之患，患学在政事之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固不专在格致也。”[2]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的“上谕恭跋”中也说： “甲午之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法者，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知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乙未（1895）和议成，士大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这里所谓“学术”即指社会科学、历史、法律、政治、教育、哲学等。其实这种认识，早在他前两年所写的《西学书目表序例》（1806）中就表述过：已译诸书：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盖昔人之论，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西人教会所译者，医学类为多，由教士多业医也。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惟西政各籍，译者寥寥。此所谓“西政各籍”，也是指政治、法律、教育、哲学等书，即所谓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翻译方面，成绩最突出者当属严复，他在《译<天演论>自序》中说：近来“风气渐通，士知廾合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讠也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严复已明确地认识到：西学的精华不仅仅在其格致之学，那些声光电化、“气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3]。在这里已可窥见严复对翻译西方社会科学的自觉意识。他先后翻译了十多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名学（逻辑学）著作，最有代表性的，即为世人称道的八大社会科学名著：赫胥黎的《天演论》（1897）、亚当•斯密的《原富》（1902）、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903）、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903）、孟德斯鸠的《法意》（1904-1909）、甄克思的《社会通诠》（1904）、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1905）、耶方斯的《名学浅说》（1909），合称“严译八大名著”。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特别是他译的《天演论》震惊了整整一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如果说，活动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西书，80%以上是属于自然科学的话，那末活动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广学会的译书则80%为社会科学著作。由此不难看出译书门类的转移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