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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翻译述略

　　张宏

　　一、　近代以前的两次重要翻译时期

　　翻译古代称“译”，开始专指北方的翻译人员。《礼记•王制》说：“中国，夷，蛮，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孔颖达疏：“通传北方语官谓之曰译者。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他所说的“外内之言”，大约即指周代边境外的夷、蛮、戎、狄等部落的语言和境内华族的语言。唐代的大经学家、语言学家贾公彦又进一步诠释为：“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1]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翻译乃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

　　中国古代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则自翻译佛经开始。第一个翻译时期的主要翻译人多是西域高僧和去西域取经回国的中国僧人。同时，佛经翻译也经常是一个集体活动，不论是前期的数人合作传言笔受，还是东晋、隋代之后的译场，佛经翻译都经常是一种集体的多人活动。佛经翻译从汉末到宋初，历时一千多年，以唐代为鼎盛时期，前后参加的译经人员约150余人，共翻译佛经1520部，5620卷6，成绩光辉，对世界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佛经翻译还对我国汉唐以来的哲学、文学和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说我国专门的文学翻译工作为时较晚，属近代之事，但自东汉以来的佛经翻译中已孕育着文学翻译的萌芽，例如佛经中许多的优美的传说故事，极富有文学趣味，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作品，它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而且在文艺体裁上都极深地影响了我国文学。佛经翻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翻译活动，也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翻译时期。

　　第二个重要的翻译时期是明末清初，其翻译者主要是西方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16世纪初，西方的耶稣会传教士先后进入中国，进行宗教活动。时间是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大约延续了200年。在传教的同时，他们也向中国介绍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第一个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是意大利人罗明坚，他于1580年（明万历八年）到广东传教，这之后耶稣会士便接踵而来。特别17是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的来华，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打开了新局面。利玛窦学习过汉语，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他来中国后，在传教的同时，做了许多介绍西方文化的工作。首先以西方自然科技工艺，诸如自鸣钟、西琴、三棱镜、万国图志之类吸引中国人，又将西方的天文、地理、测绘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传授给中国的士大夫。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后很快就入乡随俗，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并且通晓《四书》、《五经》，因此他很快就在明代士大夫中获得了广泛的好人缘，后来又得到明代皇帝神宗的青睐，这样就很快获得了立足中国传播西方文化思想的社会平台。明清之际的翻译西书虽然没有佛经翻译那么复杂，但也是采取中西两人合作的方式，称为“西译中述”，即西人口译（亦称口述），中国人笔记（亦称笔译、润色）。利玛窦后来与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人物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65-1630）、杨廷筠（1557-1627）、叶向高（1559-1627）等人合作，翻译了许多有关天文、历算和其他自然科学书籍，介绍了许多西方科学，大大地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科学视野。据统计，耶稣会传教士在华200年间，共计翻译西书437种，其中纯属宗教的书籍251种，占总数的57%；属自然科学书籍（包括数学、天文、生物、医学等）131种，占总数30%；属人文科学者（包括地理、语言文学、哲学、教育等）55种，占总数的13%。这后两类书对于传播西学和促进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均有一定的积极影响。